◎ 李永强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重大任务。文章从党建引领、选题管理、融合出版、人才建设、国际出版等五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出版单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加快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路径方法。
关键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出版业
中图分类号：G239.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会议，是凝聚改革共识、激发奋进力量的总动员和总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1]深刻领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是出版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出版业要进一步深化理解和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化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出版创新创造活力，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以党建促社建，引领出版单位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深入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首位，全会突出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出版单位既是国有文化企业的一部分，又是党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出版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事关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只有不断强化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出版单位在深化改革中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新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一）强化政治建设，突出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出版单位要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统一起来。出版单位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于企业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出版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完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确保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引导出版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要强化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把党政联席会议作为出版单位的重要决策机构，把好出版单位经营管理的政治关。二是要不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出版单位要将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的各个环节，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确保党组织在企业管理中的法定地位。三是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发挥政治优势，把党建作为提升各方面工作的核心动力。（二）强化思想建设，建立健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的长效机制 加强出版单位党的思想建设，关键在于完善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机制。建立健全理论学习长效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形成理论学习、党性教育与业务实践相结合的长效学习机制，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出版单位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建立并完善以理论学习中心组为核心的学习制度。以出版单位领导班子为主体的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化、常态化的学习机制为主要抓手，以基层党支部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为重要支点，以第一议题为重点学习形式，及时有效学习贯彻党的最新会议精神。二是要创新理论学习方式。出版单位要结合实际，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提高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活动。三是加强理论学习成果转化。出版单位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出版工作的实践动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出版工作中落地生根。要鼓励员工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出版选题、内容创新和业务发展的实际行动。（三）强化导向管理，严格落实出版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为出版工作举旗定向是出版单位党的建设的核心工作。要不断健全导向管理机制，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守好出版阵地。出版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一是要健全导向管理机制，明确导向管理的责任主体和工作流程。建立全员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从选题策划、书稿编辑、印制出版、发行营销等全流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二是要强化选题管理和把关。建立完善的内容审核管理制度，对书稿的政治导向、思想倾向和出版价值进行全方位把关，守住出版导向红线。三是要加强图书质量管理，严格执行“三审三校”流程，重点选题坚持社外专家审读，严把内容质量关。四是要强化营销方案把关。随着新媒体营销的不断开展，出版单位自媒体运营成为扩大影响力的主渠道。在新媒体内容审读方面要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确保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四）强化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人才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人才是出版单位发展的第一资源，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在出版单位干部队伍、员工队伍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一是要严把用人关，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拔和使用干部，确保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要通过加强和落实基层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号召力。三是要制订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要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四是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增强员工的交流与交融，从而以先进带后进，营造讲团结、重奉献的企业文化，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目标。（五）强化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为企业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党的出版事业行稳致远，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出版单位要不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监督机制，切实推进严惩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强化防范意识，为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指导和引领。一是要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营造出版单位领导班子团结务实、清正廉洁的良好氛围。二是要强化企业监督机制。通过内部审计、财务监察等方式，对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同时，要拓宽监督渠道，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监督中来，形成全员监督的良好氛围。三是要强化党性修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深化标本兼治，强化党员同志的党性意识、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意识。注重树立模范榜样，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风清气正的工作作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选题管理是出版单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一环，对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至关重要。出版单位的选题管理要以文化企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中宣部等上级部门的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选题管理的自觉性、实效性和创造性，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出版单位要高举思想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挖掘出版选题，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走在前列，更好地发挥出版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核心功能和基石作用。一是要围绕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做好选题开发和选题储备，聚焦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要时间节点，坚持规划引领，重视规划的整体性和长期性，增强选题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确保重点选题有点、有面、有深度。二是要高度重视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选题的规划与实施，设立重大项目库，形成各类重大出版项目的“蓄水池”，促进重大项目选题建设，并以重大项目选题带动和促进出版单位的转型升级与持续发展。（二）加强顶层设计谋划，提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选题规划力 出版单位要加强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选题的顶层设计、项目规划与系统推进，通过不断优化内部管理，做到让选题管理有章可循，前期管理让制度先行，中期管理应注重细节，后期管理要加强考核，持续修订并完善出版单位内部的选题论证管理制度，完善选题论证方案，实现选题管理的提质增效，持续催生高质量、有创意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选题，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选题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养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注重全方位、立体式打造选题，确保选题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二是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读者需求，增强品牌意识，及时调整选题策略，规划符合读者阅读需求的选题，推出更多高质量作品。三是要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等重大议题，让选题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属性。四是围绕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做好出版引领，聚焦中国在打通关键技术领域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尝试，让选题彰显鲜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出版单位要始终按照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基本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精品战略，打造更多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特色的原创精品选题。一是要坚持正确导向与价值引领，注重选题的立意。严把好选题导向关，尤其是涉及重大历史题材等选题，更要严格遵守备案等制度，加强审读，确保出版质量。二是要不断提高选题的政治站位，准确理解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政策，确保选题主旨突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时代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结合出版单位自身优势，立足专业特色开发选题，把握选题是否契合出版单位自身的出版优势、出版能力和学科特色。要不断强化精品意识，深耕专业特色开发和规划选题，追踪学科发展前沿，紧扣学术发展脉搏，密切关注前沿成果，在各自擅长的出版主线上向纵深发展。四是要提高选题准入门槛，避免选题的同质化与重复建设，加强选题筛选，让有限的出版资源投入到真正具有出版意义与价值的选题上，为读者提供更多新鲜独特的内容。五是要加大对原创精品选题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着力培育重点选题，有效激发创作活力，孵化更多精品选题。 出版单位要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加强对重点选题的宣介和推广，加快推动优质出版资源的整合，提升出版单位的品牌竞争力与舆论传播影响力，推动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一是要做强自有阵地，针对不同媒体平台和受众，创新宣传形式，提升重点选题宣传质效。二是要进一步整合出版单位的自媒体平台，组建自媒体营销矩阵，统筹宣传营销资源，以出版单位的新媒体矩阵建设为核心，强化重点选题的品牌影响力。三是要加强与外部媒体的合作，拓宽宣传渠道，坚持权威引领，积极拓展与国家级媒体的合作路径，用好专业平台。四是要确保重点选题与企业的文化品牌经营理念相契合，打造出版单位品牌矩阵，形成品牌合力，提升企业文化价值和舆论引领力。出版单位的各个品牌应有清晰明确的定位，服务细分人群，同时，品牌之间又能够相互支持，共同构筑出版单位的整体品牌。五是要继续巩固传统优势，以优质内容为依托，积极建立以重点选题为核心的阅读推广品牌，以重点选题赋能阅读推广，共建书香社会。 新时代，出版单位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伟大实践，加快落实体制机制改革，为外向型选题的开发及国际市场的拓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推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一是要不断提高海外出版能力，提升“走出去”选题的质量和水平，集中策划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建设成就的优秀选题，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集中策划一批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优秀选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二是要结合自身的优势资源，创新内容表达和呈现方式，让选题融入更多本土元素，增强国际出版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三是在内容建设方面，要加强国际出版市场调研，优化外向型图书选题策划机制，挖掘外向型IP资源，实现外向型选题的高质量开发与出版。四是要大力推进主题图书海外出版。有针对性地在“走出去”选题上做好话语体系转化工作，提高主题出版类选题的可读性和时效性，推动主题图书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五是要紧跟国际出版趋势，持续丰富“走出去”选题的内容和形式，探索全向度的国际传播之路，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六是要建立高效的出版合作机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优秀的选题和出版物，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三、以科技引领融合，推进出版单位体制机制系统性变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赋能文化内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要指示。十余年来，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文件相继发布，出版领域也先后颁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传统出版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不断深化与革新，在体制机制建设上进行了很多自主探索，取得了不少重大进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是党深刻把握现代传播规律，深刻洞察媒体发展趋势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对于出版单位明确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和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探索传统出版与新兴技术融合的有效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强化政策引导，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快完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探索制定推动出版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新举措，确保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将出版和科技融合发展纳入出版单位考核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先行先试。一是出版单位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出版价值引领，持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版宣传，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二是出版单位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为高质量文化供给提供强有力支撑，有效巩固数字时代出版发展主阵地，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到出版工作中，树立红线意识、风险意识，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三是出版单位要立足实际、突出特色，优化调整出版物种类、布局、结构，解决好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力量分散、内容同质、功能重复等问题，推动一体化、差异化、集约化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提供高质量、多种类的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出版单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全球范围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凭借其强大的赋能特征，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日益广泛，尤其是在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出版业，直接改变着出版业内容生产方式和内容供给模式[2]，这对出版单位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优化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一是要健全数字化环境下一体化内容生产机制，加强内容和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优化内容结构，将内容优势转化为融合优势，提高出版物和服务的质量。二是要健全数字化环境下一体化内容传播机制，创新内容传播形式，读者在哪里，出版工作内容创新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放在哪里；运用大数据分析等相关技术，推出适配数字时代与网络传播的产品服务，提升优质内容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三是要推进实施精品战略，出版单位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人民需求，不断打磨出版物内容品质，打造多领域精品项目，在重点领域推出高水平的出版项目和精品读物。 出版与科技融合的核心动力源于技术运用所产生的创新性驱动。出版与科技的融合，实质是借助科技创新促进出版业态的发展，提高出版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探索出版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必须强化出版相关技术的研发，注重适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打破传统出版产业的束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一是要探索前沿应用。强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出版融合中的应用，紧跟技术前沿，推动创新发展，开发数字化平台和产品，实现服务模式和业态创新。二是要加强出版单位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为融合发展提供动力。三是要促进文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挖掘适配出版融合业务的新技术，对出版技术进行推广，助力打造涵盖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模式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这对进一步深化出版单位体制机制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出版单位要把握机遇，大胆探索，强化项目建设，总结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以点带面，为更大范围的推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是要打造品牌项目。出版单位要深度挖掘自身在内容资源、作者队伍、编辑团队、发行渠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精心打造一批能够赢得广大读者高度认可、具备鲜明特色与独特价值定位、在行业内具备强大竞争力的重点品牌项目。项目在内容品质、装帧设计、传播推广、读者服务等方面起到行业示范作用，助力构建起以重点品牌项目为引领的融合发展业态，推动出版行业整体品牌形象的提升与价值重塑。二是要做强示范企业。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应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持续提升自身在内容创新、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融合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行业话语权，增强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助力出版行业整体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三是要加强成果交流。出版单位要充分利用国内外重要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出版融合的最新成果与创新实践案例，促进资源共享、经验交流、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凝聚行业共识，形成行业内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发展氛围。 真正建立适应全媒体时代的组织保障体系，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对于出版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至关重要。出版单位要积极探索融合发展保障体系，构建起以创新价值以及综合贡献作为导向的质量评估体系与绩效评价机制，更好地推动出版向深度融合方向发展。一是要促使出版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效与企业内部的评奖评优活动、出版资源的配置形成紧密联动与挂钩关系，进一步激发企业在深度融合发展方面的活力与积极性。二是要对资金投入的方式加以创新，出版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出版融合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设立出版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强化出版融合发展资金保障，进一步释放各要素活力。三是要通过组织结构、人事财务管理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推进出版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四、以人才兴书业，以“第一资源”战略性支撑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部署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是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的第一资源，值得出版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人才建设是出版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出版人才队伍是出版业迫在眉睫的课题，只有不断健全符合出版特点、遵循出版人才成长规律的“选、用、育、留”机制，改革出版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才能营造出有利于出版人才创新创造的出版文化生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近年来，出版业依照主管主办单位的顶层设计，多措并举建设出版人才高地。一是不断培养壮大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中的智库专家队伍，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出版智库方阵和出版人才高地。出版智库专家扮演着中国出版声音的“发言人”、中国出版问题研究者的“朋友圈”等多重角色，新的要求下出版智库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中宣部、教育部持续推动共建高水平出版研究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院于2024年成立，与其他出版研究院共同致力于通过产学研联合等多种形式培养新文科跨学科出版人才，逐渐形成本硕博多层次的完整出版专业人才培养链条，培养出版人才的后备力量；积极承办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出版人才培训工作，为出版人才的职业发展和在职培训提供支持，加强出版人才自主培养。三是推动国家和地方进一步出台更多出版相关名家工程、领军人才工程、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等系列工程，逐渐弥补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数量不足的情况；增设更多国家级新闻出版重大工程、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文化产业改革发展项目及与相关行业合作课题，促进出版行业人才快速成长；通过给予更多户口编制、增设各类细分出版奖项等举措，吸引更多出版新人加入，让出版人才受尊重、得重用、有保障，逐渐形成近悦远来的出版业人才生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出版业要打通人才交流通道，一是出版管理部门协同建立并不断完善出版高级人才流动机制。加大对业内出版单位领导的人才考察和调配权，积极拓宽人才交流渠道，引进先进出版机构、民营出版单位的优秀人才；加强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出版智库等联合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人才流动的中国版“旋转门”，培养更多新时代政治素质可靠、理论素养深厚、业务能力突出的出版业综合人才。二是完善编辑出版队伍人才流动机制。除了鼓励不同出版单位之间的人才流动，单体出版社也要鼓励出版从业人员轮岗流动。除了业内人才流动，出版可以与多个行业之间进行人才流动，为出版注入新的方向，如新闻传播人才可以提供新闻素材和报道内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可以提供新的创意和营销策略；教育行业人才可以提供教育内容和教学资源；数字技术与新媒体人才可以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三是加强国际出版人才交流。中国出版高层次人才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到海外知名出版机构留学；一批爱华友华的国际出版人可以通过各家出版研究院组织的国际高层次人才交流项目来华学习。出版业还要抢抓近年来海外人才回流机遇，采取包括全职引进、项目引进、专项资助引进等多种方式，大力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三）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 创新干部人才发展机制，完善干部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强化人才评价体系中的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一是完善出版管理人才选拔机制。加强日常培训和教育，明确考核内容和标准，制定能上能下的制度和程序，畅通上升渠道，完善退出机制，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和质量。二是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优化出版人才评价指标，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外，还综合考虑包括编辑技能、学术素养在内的专业能力，新技术应用和内容创新的创新能力，还有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三是用好多维评价的结果。对表现优秀的员工进行职称职务的晋升、薪资待遇的提高和更多培训发展机会的提供，对于表现欠佳的员工通过辅导和再培训，提升员工整体业务素质和工作业绩，促进出版单位实现稳健的高质量发展。 建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遵循出版人才成长规律的全新文化生态，通过制度政策的设计鼓励创新创造型人才。一是鼓励出版人才创新多管齐下。包括营造创新氛围、提供创新资源、激励机制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内部创业等，多种策略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出版单位可以通过建立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定期组织创新研讨会、设立创新基金/内部创业基金、建立创新实验室/工作室、建立创新成果评估体系、明确员工的创新成果归属和权益分配，等等。二是鼓励出版人才跨界合作。积极拓展出版人的“朋友圈”，打破出版的行业壁垒和思维惯性，跳出出版看出版，跳出出版做出版。比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基于庞大的英语分级阅读体系，推出了“外研社分级阅读馆”项目，提供纸质读物、音视频、在线学习平台、点读硬件等全方位服务，实现家、校、社的联通，丰富了阅读体验，提升了学习效果。三是借助新科技、新技术，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助力出版转型升级，推动出版行业实现新发展。比如，数传集团基于自研大模型BOOKSGPT推出的AI编辑工作室，包含AI选题策划编辑、AI作者、AI画师、AI审校团队等在内的15名AI编辑，已经深度参与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内容制作、图书审校、发行营销以及“书后服务”各个环节，展现了AI和数字员工的“超能力”。 健全出版人才联系服务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一是明确目标与定位、建立沟通渠道、提供专业支持、优化人才配置、强化政策保障以及构建服务联盟等，旨在促进出版人才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建议联合多家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出版研究院、高校等共同成立出版人才服务联盟，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人才服务工作。在联盟内部实现资源共享，包括但不限于人才信息、培训资源、项目机会等方面的共享。二是出版业要识才、重才、爱才，不断健全联系服务机制，通过中宣部、行业协会等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吸引出版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比如税收优惠、住房补贴、职业发展机会等，确保出版人才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真正把优秀的出版人才凝聚到出版事业中来。三是促进青年出版人才脱颖而出。破除职称和职务评审中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积极培养造就青年出版英才。在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出版项目/重点出版奖项中设立青年专项，给予青年出版人更大的展示舞台。五、以协同促融通，推动出版单位深度融入国际传播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强调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一脉相承。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激荡，国际传播格局深刻变革。出版作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国际传播，要挖掘更多像功夫、书法、剪纸这样的能够代表中国的、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知的标志性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中国人认同，也为世界所接受，它们作为文化传播的有效介质，帮助世界感知更加真实、丰富的中国。出版企业要在当中充分发挥作用，当中华立场足够坚定，所提炼的标识足够多，才能构成更加立体、全面的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出版业要提高站位、坚持融通、跨界协同、搭建平台、共享资源，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从而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一）自觉提高站位，发挥出版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出版的本质功能在于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图书是人文交流的载体、心灵沟通的桥梁。依托高质量的出版精品开展高水平的出版交流，有助于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中国出版企业要充分认识出版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作用，自觉提高站位、增强行动自觉，从四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要坚持中外融通，推出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版精品，同时着力打造适合传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宣介中国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二是要推进跨界协同，以扎实的出版走出去工作深化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三是要共享文化资源，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开展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坚持中外融通，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进一步认识中国。如何向愿意感知中国的国际友人介绍一个更加丰富的中国，如何向有兴趣了解中国的海外民众展现一个更令人信服的中国，如何面向更广泛的群体传递一个更有亲和力的中国，都需要中国出版企业挺膺担当，积极投身其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一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将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展现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让中国形象更加可信可爱，更为鲜活美好。二是要加强对外学术出版，“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充分认识学术出版走出去对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作用，更好展示“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3]。三是要学习借鉴优秀成果，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结合自身出版优势，打造一批熔古铸今、融通中外的文化成果。（三）推进跨界协同，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已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4]，出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的工作中，出版大有可为，中国出版企业要从三个方面融入其中、发挥所长。一是要遵循传播规律。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区域、不同群体受众的接受习惯，密切关注当地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一事一议、一国一策，采用区域化、分众化的表达方式，让中国的内容真正有机地融入国际传播体系中去。二是要推进跨界协同。全盘考虑出版能够在产业布局、技术应用、品牌打造等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出版与文旅、外交等领域的协调配合，全力推动出版企业与媒体、高校等主体的协同发力。三是要创新融合传播。“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是国家的战略要求，中国出版企业要将传统传播方式与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手段融通赋能，提高对外传播的精准性、有效性。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回答了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中国出版企业要加强合作、建立平台，推动文明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一是要凝聚合作共识。每一个出版单位都有走出去的意愿和资源，但并不是每一家出版社都有能力单独开展具体工作，为此要深化交流合作，提升走出去的效能效果。二是要坚持目标导向。中国出版企业要聚焦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四个“共同倡导”，直面落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价值认同壁垒、文明交流不深、主体权责失衡、制度保障缺乏等问题”[6]，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和解决方案。三是要总结推广经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方面，中国出版业已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探索了许多深化国际出版合作的经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就是其典型范本，可从中总结经验、推广提升，将面向世界的出版合作推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五）共享文化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新时代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为应对时代挑战凝聚共识、提供平台，也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机遇。中国出版业可从三个方面着力，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一是要积极参加国际书展。推动中国内容图书进入国际主流图书市场，并以书为媒策划文化交流活动，搭建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平台，实现出版走出去转向文化走出去，从而有效推动文明共融和跨文化理解。二是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开展线上与线下、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活动，通过官方、民间与国际平台构建良性互动，以人文交流活动为纽带，促进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共同价值基础。三是要完善交流合作路径。鼓励和支持中国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优势出版企业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并积极探索共同出版、版权贸易等合作新模式，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7]
